邵阳古称宝庆，明清以来，雕版印刷业十分兴旺。印刷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一些本来是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往往被临时派为产品推销员。他们走南闯北，穿街过村，偶然间，发现了一种彩印的画纸，新年时节贴在门上、壁上，增加喜庆气氛，这种画纸就叫“年画”。年画有人物，有故事，造型和色调都十分生动艳丽。凭着自身职业的敏感，他们认定这是一宗大可赚钱的营生，便把外地年画的稿本和刻版套印的技术一件一件地学了回来。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这种行当不声不响地向着宝庆城5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区小镇滩头方向转移了，而且扎扎实实地安了家，落了户。

三、中国四大年画之一？

　　滩头年画发端于明末清初，到清乾隆年间，滩头年画作坊有108家，工人200多人，年销量达到700多万张，畅销贵州、云南、四川和东南亚一些地区。滩头年画作为湖南惟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虽说已有300多年历史，但关于滩头年画古代状况的资料十分少见，近年其声名却直追中国传统的“四大年画”，广受国内外关注。
　　滩头人将自己的年画排入中国四大年画之中，他们对“四大”是这样排位的：山东潍县年画、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湖南滩头年画。如今，前面的三大年画都已发扬光大，而滩头人认为最独具特色的滩头年画却始终影响不大，且日渐衰落。
　　为何找不到源头、古代资料极少的滩头年画，如今居然敢自称“中国四大年画”之一？对此，我认为这是因为古代产年画的地方太多，而滩头年画规模太小，品种太少，滩头交通又不便，在全国各地年画产地中根本就排不上号，所以在古代长期默默无闻，根本不能和杨柳青年画、潍县年画和桃花坞年画等相提并论。解放后，大多数更出名的年画产地因“破四旧”和“文革”而遭到毁灭性灾难，一蹶不振，甚至从中国年画史上消失了，如广西柳州、湖北黄陂、福建的泉州和漳州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年画产地都烟消云散，而滩头蛰伏于湘西南偏僻一隅，无人关注反而成了滩头年画的幸运，得以原生态地保存下来。
　　对滩头年画追本溯源，还可发现，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年画风格迥异。在年画刚兴起时，同一时期的年画大致有山东潍坊年画、四川绵竹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及天津杨柳青年画、湖南滩头年画。其中，滩头年画与四川绵竹年画有相似之处，至于谁在先谁在后，也还没有定论。

四、滩头年画小史

　　清嘉庆年间，滩头年画被称为“五色纸”，列入贡品送往宫廷，堪称滩头年画的前身。
　　清道光年间，滩头和顺昌老板胡奇甫绘制了《桃园三结义》、《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十几种戏文故事新品种。
　　民国初期，滩头年画生产达到全盛期，小镇有生产作坊100多家，工人2000余人，年产高达3000多万份，当时著名的作坊有正大昌、大生昌、大成昌、道生和、生成昌、和顺昌、松荣祥、钟良美、宝悦来、天顺昌、义生和等。当年的老街上，几乎所有民居都是年画和土纸加工的老作坊。
　　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滩头年画被作为封建迷信品而禁止生产出售，年画生产近乎停顿。与此同时，一批农民美术作者脱颖而出，当时为了配合形势需要，仅仅是在墙上画些宣传画，如：“猪比象大”、“玉米长得冲云霄”等。
　　1958年，滩头年画重新获得批准生产，当年销量达20多万张。
　　1963年，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美术工作者到滩头学习考察，利用传统技术加上现代内容，创作了《工农联盟》、《拥军优属》等新画稿刻印出版。
　　“文革”中，滩头年画列为“四旧”，大量印版被付之一炬，有些版本就此失传。
　　1979年，应贵州商业部门要求，滩头年画恢复生产。1982年，年画作坊增加到12家，产销量达140多万张。
　　1985年，邵阳市成立了“滩头年画研究会”，以隆回县文化馆为主对滩头年画进行挖掘、整理，并恢复刻印了失传的“托全”门神《秦叔宝》、《尉迟恭》和《花园赠珠》等印版。
　　1994年，滩头年画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一绝”银奖。
　　2003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滩头年画列入该工程首批项目。

五、“高腊枚”，滩头年画的一张名牌 

    我在滩头小巷中拍照的时候，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我顺便问她：“做年画的在哪儿？哪里有年画卖？”
　　她朝前面一指，热情地说：“不远，就在前面。”然后又对我说：“我带你去找高腊枚！”
　　
　　高腊枚并不孤傲 
    我想高腊枚应叫“高腊梅”，但她的年画上一律印着“高腊枚”，以后的年画史上也应该只有“高腊枚”。高腊枚就住在这条半山上的小巷中。那位中年女人带我走在小巷里的时候，我看到好几家门口贴有高腊枚的门神年画，我知道高腊枚的家越来越近了。
　　到了一个普通的民居门口，中年女人对我说，就是这里。我看了看门牌号码，上面写着“三坡街21号”。这就是滩头年画艺人———80岁的钟海仙和76岁的高腊枚的家。
　　门虚掩着，上面贴有一对秦琼、尉迟恭的门神年画，已经褪色了。从门外看，这家与其他民居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比不上别人的房子气派漂亮，惟一与其他房子不同的是，门旁有张红纸，上面写着两行字：“让年画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滩头。”
　　胖女子为我拍门叫高腊枚。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大眼睛大嘴唇瓜子脸的老太太从门缝中探出头来，警惕而漠然地打量着我，迟疑地把门打开。
　　“您好！我是从广东专门来看您的年画的，想买一些您的年画。”我对她说。来滩头之前听年画专家王树村说过，在邵阳开全国年画年会，就是冲滩头高腊枚而去，而高腊枚竟没有到会。
　　滩头年画研究会会长傅真忻和潍坊年画艺人张运祥也对我讲起过高腊枚，据说，高腊枚的年画作坊秘不示人，也不愿和外地年画界交流。这一切给我的感觉是高腊枚是一个清高孤傲的老太太。我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和她说话特别恭敬：“我是一个旅游者，是专门来参观您的年画作坊的。”我害怕说出我是一个年画收藏者和研究者，会引起她的警惕和拒绝，更不敢说我认识王树村、傅真忻、张运祥这些与年画有关的人。
　　这一招似乎很灵，她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傻气的不懂年画的游客，加上我态度谦恭，因此对我有问必答。
　　高腊枚的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客厅。所谓客厅，也就是进门后的前厅，四壁贴满了年画，有大大小小四种尺寸的门神《尉迟恭秦叔宝》；有吉祥祝福类，如《和气致祥》；有传说故事类，如《老鼠嫁女》；有色纸窗画如《金玉满堂》、《年年发财》等。有一对戏剧类的《媳妇借伞》我最为喜欢，可惜只有墙上的一张样张，里面没有货了。在我的要求下，钟海仙老人从墙上取下这最后一张样画送给了我。
　　客厅迎门的神龛上，上下贴着两张大红纸，最上端写着“国宝源流”四个大字。
　　第二部分是里屋，像餐厅，又像卧室。煤炉上烧着开水，炉子上方是一排白铁皮圆管，圆管通向整个屋子，起到暖气管的作用；一张餐桌，纱罩罩着饭菜；靠墙则是一张大床，床边有个大大的木头台子，似乎是画案，上面放着一根长约3米的结结实实的四方木条，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更奇特的是一张凳子，上面有一个镂了3个洞眼，代表两只眼睛一张嘴的面具。凳子的构造像一个半圆形木桶，中间是空的，可以放置炉火，冬天坐在上面很暖和。这张凳子应是清朝的旧物，和年画一样古老且有收藏价值。
　　我们就在大画案前谈年画。钟海仙从左边的一个房间里搬出一叠叠年画，放在画案上点数、包装。
　　第三部分是阁楼上的年画作坊。
　　第四部分是简陋的卧室，一张大床，两把竹藤椅，一张沙发，墙上贴有一对“托全”正门神。
　　第五部分就是钟海仙取年画的房间。我走进去一看，其实就是一间年画储藏室，里面整齐地堆满了一叠叠年画，空中还吊着一捆捆塑料袋包装的东西，估计也是年画。

面对堂屋四壁贴满的年画，高腊枚和钟海仙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向我一一介绍。几乎每张年画上都印有“滩头高腊枚”。我故意问高腊枚：“您的这些年画是您自己印的吗？”
　　“是啊。”她说。
　　“您在哪印呢？我怎么没有看到您的年画作坊呢？”我故意说。
　　“在楼上。”高腊枚淡漠地说。其实我知道，她的年画作坊就在楼上，我一进门就盯上了她堂屋右边的木头楼梯。我还知道，楼上这个年画作坊半年前曾倒塌过，当时县城组织退休老干部来参观年画作坊，木制的阁楼年久失修，不堪重负，三十几号人上了阁楼还没到两分钟的时间，楼就塌了，8人受重伤，73岁的高腊枚也伤了腰。可能那次倒塌事件对高腊枚打击太大，据说，从那次事故之后，高腊枚就再也没有让人上楼参观了。
　　我大着胆子提出：“可以上去看看您的年画作坊吗？”
　　高腊枚居然同意了我的要求。她磨蹭了一会，带着我向木头楼梯走去。这座百年老屋是木梁结构，楼上也是木地板，看得出经过了多次修整。从厨房攀上一个陡峭的木梯，是一个大约三四十平方米的木阁楼，踩在木地板上咯吱作响。楼上光线很暗，好久我才慢慢适应过来。只见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印画台，还有一些凳子和椅子，墙边摆放着一溜黑色和彩色的雕版。我拍了几张照片，对高腊枚说：“您可以做一个印年画的样子给我拍两张吗？”
　　高腊枚顺从地按我的要求，站在画案前摆出印画的姿势。我拍了几张，她一直都没有笑，但似乎很会摆照相的姿势，显然因为她在这里接见过中外来宾，是见过大世面的。
　　高腊枚并非像传言中那么冷漠、高傲，她其实还算热情好客，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后继乏人，前景堪忧
　　钟海仙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矮个子老头，就像神话中的神仙人物，慈眉善目，面带微笑。高腊枚和他两个人在一起，好像一对神仙伴侣。
　　谈到滩头年画的现实，钟海仙神色黯然。他对我说：“买年画的越来越少了，做年画费工费神，还不来钱。”
　　我问钟海仙：“您的年画事业做到这么大了，全世界都知道滩头高腊枚年画，您已经80了，今后谁来接您的班呢？”
　　钟海仙的几个儿子大多大学毕业，有的在城里当干部，有的从事技术工作，每月拿着三四千元高工资，他们对年画都不感兴趣，无论如何也不会接他的摊子的。钟海仙遗憾地说：“这门艺术马上要绝迹了，去年滩头镇零星还有三四户艺人在坚持做年画，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就有两家已经停产了。我们今年做了二三万张，主要是因为每年总有许多人点名要高腊枚的年画，而这些人还只能把年画运到贵州一带出售。不知明年还有没有人订购……”
　　钟海仙分析说，“现在农村贴年画过年的越来越少，即便要贴年画，都喜欢贴机械纸做的年画，毕竟机械纸张比原生土纸便宜，更经用。刻版的传人，印年画的传人，都可能因为没有市场而逐渐荒废技艺。我们老两口年事已高，明年肯定难以为继。若没人跟上来，有300多年历史的东西，就算断了。”
　　钟海仙与高腊枚曾经带过七八个徒弟，但这个活“费工费神，还不来钱”，一天只能挣10多元钱，所有人都打了退堂鼓。但钟海仙说，一定要活到培养出自己满意的徒弟，否则滩头年画就要后继无人了，那样的话，他死不瞑目。他说，这个东西要传下去，就要宣传，要打市场，这都得依靠政府。问题是，市场经济时代，靠政府又能走多远呢？
　　在他们的年画生涯中，有数不尽的故事。最让两位老人难以忘怀的有两件事情，一是“文革”时期高腊枚麻着胆子在自家床头地下偷偷藏了一套雕板；另一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家庭从事“封资修”年画的影响，大儿子入党拖延了3年。
　　
　　钟海仙才是“高腊枚”
　　凭借这对神仙伴侣一生对年画的研究，“高腊枚”三个字俨然已经成为了滩头年画的代表。
　　“你们的雕版是祖上传下来的，还是现在自己刻的？”我问钟海仙。
　　“祖上传下来的有一部分，大多在‘文革’期间烧掉了。当时滩头有几千张雕版被乡政府收去，当柴烧掉，使得现在很多年画雕版如《西湖借伞》、《珍珠塔》等都已失传，令人极其痛心。”
　　“你们今年（2005年）做了多少年画？”
　　“今年我们做了2万多张年画，明年就不再做了。”钟海仙说，年画的全套程序他都会，他从小就开始学做年画，技艺是从他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现在，他家做的年画，版是他刻的，画也是他印的。从谈价格到选购年画，都是钟海仙在负责和我交谈。“那么，为何每张年画上都刻有滩头高腊枚的名字，而不是你的名字呢？”趁着高腊枚出去了，我好奇地问他。
　　钟海仙笑笑说：“当时我在滩头国营印刷厂上班，不宜印我的名字，但为了打广告，也为了有一个商标，我就在年画画版上刻了高腊枚的名字。这名字很管用，现在人人都知道滩头年画就是高腊枚年画，有些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直接就找高腊枚。”说到这里，钟海仙十分得意地笑了。
　　由此，我看出了钟海仙比高腊枚更懂年画，从他涉及到年画都一概作主的状况，我已看出了他在这个年画之家的地位。高腊枚只是一个吸引购买者的卖点，现在高腊枚不仅成了商标，也成了滩头年画的形象，在后面策划这一切的钟海仙才是主要的年画制作人。研究和收藏年画的人们只记住了高腊枚这个名字，而不知道真正的滩头年画艺人钟海仙。
　　但默默无闻的钟海仙似乎一点都不觉得遗憾，他乐呵呵地对我介绍年画，气定神闲地坐在画台前给年画上的尉迟恭点睛。画着画着，他就沉溺进去，如入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