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邵阳藉名人之精神研究

邵阳学院   薛政超 龙钢华 陈丹

无论是在春秋战国 ，还是在唐宋元明 ，邵阳这座城市 ，首先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军事重镇。所以 ，一定程度上说 ，邵阳人身上有着汉文化的忠诚尽义、笃仁向善、开明好学、勤劳求富和少数民族的刚烈血性、坚毅果勇、喜抱团 、重血亲 ，邵阳城市精神也烙下浓浓的地域特色。唐宋时期，是湖湘文化崛起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邵阳地域文化与地域精神在此时的发展属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我们试以这一时期邵阳藉的几位名人为典型，来见识一下这一承前启后的文化发展阶段邵阳人精神风貌的特点。

一、明颖好学  重名尚节

唐朝后期，有大诗人名胡曾，字静轩，“居邵之永成乡”，即今邵阳县长阳铺镇秋田村，因所居村名而自号秋田。自小好学不倦，加上“天分高爽”，便“少负才誉，文藻煜然”，北上京都长安参加科举，却屡试不中。于是在咸通未受邀为剑南节度使路岩之幕僚，乾符中为西川节度使高骈之从事。高骈镇荆南，随往而继为之宾佐，后则独往道州权任延唐（今湖南宁远）县令。胡曾虽长期居于幕府宾僚，独立为官也仅至偏州县令，但他“意度不凡，视人间富贵亦悠悠”，又“游历四方，马迹穷岁月”，与公卿士大夫广泛交游，是“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的真“奇士”。后来高骈镇淮南，其叛唐的迹象日渐明显，胡曾有感于其所作所为自己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相违，而“不能一日立乎其间”，遂与之决裂而去。

北宋人周仪，字我光，武冈县紫阳山人，即今新宁马头桥乡人。“少有异禀”，在资水之滨的石室中刻砺读书，又与本地士人广泛交游，使自身之学问“博洽多通”。雍熙二年（985）登梁灏榜进士，为宋代邵州进士之第一位，改变了“邵州自唐以来举进士者少”的局面。他官至谏议大夫，为官严峻刚直，颇得声名，被列入“嘉祐名臣”之列。又有邵州李杰者，亦北宋时人，其家族“世有隐德”，“以礼义自饬，乡之人知为有德君子”，教子亦“皆有法度”。李杰本人为皇祐五年（1053）进士，先后知永州、绛州、提点川东刑狱及担任金部郎中、湖南路安抚使等职，“所至整饬厘剔，兴利除害，恭敛沈静，有古名臣风”。南宋王元春，字景毓，邵州人，“能文章”，庆元二年（1196）进士，初授零陵县令，历朝议大夫、左司谏兼侍讲、知湖州，终吏部侍郎。为官“多治绩”，“甚有名誉”，退居乡里亦“有清望”。李纯忠，邵阳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官至端州知府，“清介慕义，有名于时”。

二、尚气贵信  刚烈果毅

唐末有邓处讷者，字冲韫，“邵州龙潭人”，即今洞口县黄桥镇垅潭村人。他“少有胆略”，时当唐末兵乱，与江西人闵顼投军防守安南（今越南），两人意气相投，结为生死兄弟。当中和元年（881）与之返道潭州时，乘其动乱之机，驱逐观察使李裕，他召集诸州戍校说：“天下未定，今与君等安护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众人称好。于是，率众推举闵顼为“留后”，并请他向朝延禀报。当时，唐僖宗正在川蜀，特派使者前来抚慰，并封闵顼为检校尚书右仆射、钦化军节度使。闵顼为酬谢邓处讷的拥戴之功，特派他到老家邵州任刺史。就在闵顼在潭州渐渐站稳脚跟之际，李裕的旧部——衡州刺史周岳出兵攻击潭州，闵顼召请淮西大将黄皓来援，不料黄皓反而袭杀了闵顼，周岳趁机攻克潭州，杀死黄皓，自称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听到消息后，痛哭不止，诸将前来慰问，邓处讷说：“与君等荷仆射恩，若合一州之兵问周岳罪，奈何？”众人都表示赞同。于是，他厉兵秣马，积聚八年力量，并与武贞军节度使雷满结成联盟，于乾宁元年（894）攻破潭州，斩周岳首级于战场，终为昔时好友兼恩人闵顼报了仇，唐廷也下诏封之为武安军节度使。同年，河南割据势力刘建锋、马殷率部从江淮转战而来，邓处讷因拒纳之入境而遭战败遇害。邓处讷部将中还有不少邵阳人士，在很多方面与之相似，如有蒋勋者，自少年时代就被称之为“豪杰”之士。另有郑明者，字洞天，邵阳人，“唐末盗起”，“率土豪结寨，捍卫乡里”。正值黄巢转战湖南，其支党流入邵阳，大肆劫掠，他目睹此惨状，感到非常愤怒，不顾敌众我寡而“率众御之”。临战前，对其妻妾说：“量敌而进，非夫也！吾已誓不与此贼俱生矣，敢惜死乎？”他奋勇杀敌，直至战死，死时“自持其首行数步，始仆”，妻陈氏、妾颜氏“皆自刎”。

不仅兵士武将如此，而且文人雅士也有磅礴大气。如前举胡曾，在蜀地为高骈幕僚之时，南诏王骠信兴兵进犯边境，派人以木夹书送高骈，称“欲借锦江饮马”。由于连年混战，双方老百姓困苦不堪，如果重启战端，无辜民众又将卷入战争的苦难深渊。高骈和胡曾再三权衡，决定由胡曾起草一道牒文回复南诏王骠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答南诏牒》。牒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威之以兵，字字铿锵，气势凛然。南诏王骠信既对牒文中所说的道理心悦诚服，又为牒文中的凛然正气和唐王朝的强大军威所慑服，再也不敢造次，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唐王朝作为人质，请求罢兵和好。此后，南诏和唐王朝再也没有发生战事。胡曾以一纸牒文退兵，在历史上，无论是兵家还是文人，都引为美谈。宋人周仪之孙周钦，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武冈峒僚叛乱，他作为一介书生，自告奋勇，“单骑赴峒”，“谕以顺逆祸福，无不感服”，受到朝廷嘉奖。又“靖康之难，率师勤王，死之”，故里之人将他奉祀为乡贤。到南宋时，有王元春者知湖州，时值州境盗贼乱，欲胁宗室济王赵竑而自立，赵竑因其为“邵州人”而遣之“告于朝而率州兵诛贼”。可见“邵州人”这个名称已成为当时不怕死、敢任事的邵州地域精神的代名词。

三、笃于乡里  赡济亲邻

这以李杰为典型。李杰知永州时，“出私钱买书万卷，以遗郡学”，又用任上的三年职田俸禄收入“买田于乡，为义庄，以赡亲族”。后来随着其官位愈高而“俸给益厚”，所买义庄之田也越多，视其原来之数增加“四倍”。他又觉得义庄之名太重，有沽名钓誉之嫌，而其内心只希望和李氏族人共同办好这个庄园，以造福李氏后人，因以“与吾祖之所自出者同”的名义，将义庄易名为同庄，并为之确定了详尽的收支办法：“以族子之贤者司之；视岁丰歉，量入为出；父行倍兄弟，兄弟倍姊妹，月计而季给之；吉凶二礼、赴举之官，则视服制为差等以给。”为保证同庄的独立运转，他告戒子孙说：“凡同庄所有，一豪（毫）勿私取，一力勿私役”。他的这些规定“严于有司之守”，“族人称便”，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又于同庄完洁墙屋，祀其先世，使岁给之际，群族子拜列堂下”。所有这些加强了家族认同感，在乡里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有类似乡土情怀者还有不少。如周仪晚年回家乡创办学院，称为“谏议书院”。本乡士人仰其文才人品而“多从之游”，他也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必依礼法”而行之，又以“祖遗田产，分赡族人，祀乡贤”，由此倡率乡里风俗。庆历二年（1042），邵阳县进士萧文蔚，与同族进士、时任柳州巡辖的萧楹，“出私钱修复旧学”。其家族后有萧藻者，与其子萧德一亦多次“出私财”修建本地康济庙。王元春致仕还乡，以才望人品表率乡间，并参与州学修建事宜 ，“为乡里所推”。又有李友直者，居武冈军石羊渡，即今武冈市石羊村，淳祐元年（1241）进士。其父李世楫，“有善行，乡里称为长者”。其所居之地面临溪水，乡人来往靠船只摆渡，若春夏水涨，渡船常常沉覆，为乡人之患。友直为官后，“节衣损食”，损赀修桥于其上。乡人感其德惠，遂以其父之字称之，名“济川桥”。

四、余  论

唐宋之际，湖湘文化兴起，邵阳文人名士渐多，如胡曾、周仪、李杰等刻苦自励，颖悟好学，杜绝闭门读书，而广泛交游，增长阅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求学赴试之成法，中科举者也渐渐增多。无论是处于乡里，还是为官游历，他们都坚持礼智忠直的基本准则，注重名誉，坚守品节。其时又常有动乱，武夫悍将兴起，如邓处讷、郑明等人，胆略气概超乎常人，待朋友、乡邻以信义，为有恩于已者冒死报仇，誓死捍卫乡里，使百姓不受侵扰，血性刚烈，不怕死，敢任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真豪杰之士也。而同期之文人雅士，有一纸牒文而退兵者，有单骑入溪峒而平乱者，有为国家舍生而取义者，其豪杰气概毫不逊于武将。唐宋史家谓邵人“尚气而贵信”，可谓至言矣。

“中国古代家庭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魏晋隋唐时期的贵族型家族制度向明清之际的普及型家族制度的演变过程”，而唐宋则处于此转变的中间阶段，并为普及型家族制度的发端时期。这一时期邵阳籍的李杰、周仪等士大夫和萧氏、李氏家族等多笃于乡里事务，尤其致力于赡济宗族，详定制度，可谓是这一转型之生动体现。

唐宋时期邵阳人之实际精神风貌，当然要比前文所述要丰富得多。如宋人《方舆胜览》卷26《宝庆府·风俗》引《邵阳郡志》“序”言本地之人还有“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直而不恌”等特点。若言唐宋邵阳人之精神具有多面性，当为不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