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政超

所谓“懿行”者，即善行也。自唐宋至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中国传统社会逐渐由贵族型社会向平民型社会过渡，乡村社会的优势社会阶层也在这种变革中重新审视和确立自身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在明清时期所形成的“士绅阶层”以及由此导致形成的“士绅社会”就是这种努力与趋势的反映。而据道光《宝庆府志·善行》等文献所载，明清邵阳籍士绅亦以“懿行”构建新的乡里关系，展现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乡土情怀。

一、赈救灾荒 周济贫急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明清之际的邵阳人主要以农耕为业，不时亦有天灾人祸，贫穷者若得不到富有之士绅的救济，就会流离失所，甚至死无安葬。今按史籍，幸然发现邵阳之士绅在灾荒时不吝捐资相救，平常时亦周济贫困，真绅士风度也。

明代时，有饶寅者，字良畏，城步人，先后任通城训导、茶陵学正，为人慷慨好施。万历四十六年（1618），其家乡“荒旱，寅出积谷振济。又其时病疫流行，民死无告者，寅备棺敛葬”。彭宪成，亦城步人，万历时岁贡生，“有学行，喜施与，尝值岁大荒，开仓分给里人，免息。”第二年，本地荒旱更为严重，“乃出帖免偿”，由此获得了“淳德”长者的称号。

清代有李应高者，邵阳人，性孝友，其家业盛大，“持筹治生，食指恒数百”，在乡里常“施与米粟被絮棺木之类，周给贫困，至老不倦”。他曾训导儿子说：“为人不可得罪天地，使乡里称善人，足矣。”陈以治，新宁人，虽“家无多蓄”，但好行义，遇上荒歉之年，“辄出斗升济人”，当地民众皆称其为“善人”。尹甲第，邵阳人，县学生，为人至孝，雍正十三年（1735）所在乡里因流行疾疫而死者众，他“施棺二百余具”，有贫困无计可施者，他亦“出资保全其室”，受惠之家后人均“深感其德”。

二、捐修学校 资助学子

明清邵阳士绅，或以德高望重，出任府县学修建事务的主持头首，或以家资雄厚，捐赀建学宫和助学子，推动了本地文教事业的发展。

明代张鼎，武冈人，为人正直，曾督修学舍，获得一笔无主金财，并不据为己有，而是用以资助“士之学行俱优而贫乏者”，州守旌其门曰“高义”。新宁人林仲锦，“性雅朴，操履修谨”，如万历十三年（1595），“捐金买地”助建府学，由此得以受邀参加乡饮之礼，当地官员亦以“旌其门”彰奖其义行。萧添茂，武冈人，为人忠信不欺。当时州守修建学校，受众人推举“经理其事”，他不惮辛劳，昼夜规划，“毕尽其制”，受到众多士人的赞誉。前举邵阳人李铎，“尝捐私币饰学宫，时论贤之”。新宁李天福，因适逢县学要迁址重修，县令“贤其品，命董工役”，他则“为捐资以助”，由此“举乡饮宾”。

清代新宁林应爵，也致力于“修学宫、建学廨”。邵阳人石多善，捐上好良田为濂溪书院学子的“膏火”钱，出资修理学舍，倡导族人“建葺文昌阁，以培一邑风水”。武冈人张文俊，为书院捐田六亩，“以为诸生膏火”。陈德善，字敬安，邵阳人，“闻邵阳新迁学宫，概然捐银百两，倡族人共建两庑，并自捐腴田五亩以为濂溪书院膏火”，其喜此类“济人利物”，堪为乡里士绅之楷模。

三、修路建桥 信义助公

明清邵阳士绅以“信义”精神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除前述赈灾、助学之外，还有如兴修水利设施，建造道路桥梁，不屈权贵替人申冤，调解邻里纠纷，不取不义之财，出赀减少乡邻差役，襄助官府承担征取公务等。

兴修水利设施，建造道路桥梁。明代蔡荣耀，邵阳人，“富而好施”，“凡利人之事，无不勇为”。如城北资江河渡口年久失修，不利行人来往，他“捐金砌石”，至今仍造福后人。又在隆回修建石桥九座，方便了当地居民的通行。新宁人李天福，出钱修建了白沙小溪桥。清代邵阳何志贵，慷慨好施，“捐资独修本村伴月桥”。新宁陈以治，虽“家无多蓄”，但好行义，“凡修桥利行、造船济渡”等事宜皆尽力而为之。新宁李文景，于“白水津捐地以居舟子白公，积租以济行人”。

不屈权贵而替人申冤，调解邻里纠纷，不取不义之财。霍凤翔，武冈人，性刚毅耿介，不畏权贵，乡人有遭受冤屈之人，“必力为申办，为乡里所严惮”。邵阳李铎，非义不为，“乡人有所争，悉往听质”。新宁李秋芳，居邵阳城东关，其亲朋邻里有纷争，则“委曲排解，虽代多金，不吝”。武冈张鼎，曾获得一笔无主金财，并不据为己有，而是用以资助学子。王大任，邵阳人，居市肆以“信义”经营四方财物，一次有远方商贾来购买其木材，不小心遗留七十两黄金在其商铺，大任将其封好，过几日失主来领，大任“即原封还之”，“人多称其有古风”。

出赀减少乡邻差役，襄助官府承担征取公务。彭凤仪，新宁人，嘉靖年间，宝庆府同知彭谨奉命伐征御用木材，时承役之人因缺少粮食，力不胜劳，苦不堪言，“凤仪出米百石，鱼盐百斛，运至木所协济”，彭谨尊其为贤士，赠其门匾曰：“义重乡评”。新宁林仲锦，嘉靖三十八年（1559），本县有解运禄米重役，众民户皆畏役不承，独仲锦主动“请往”。不仅如此，“又助费百金，凑免本县南粮，宁人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