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登顶法网，成为亚洲网坛第一人。许多湖北人为她感到自豪很正常，她生长在武汉，在领奖仪式上不忘用武汉话祝贺一位朋友的生日，无不标识着她是个武汉妹子。而有一些媒体和网友却强调了她原籍“湖南”，其父母乃湖南新化人，此番夺冠，一些媒体赶赴新化县采访她的母亲和其他亲友。为此，网上一些湖北人和湖南人还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嘴仗。

争当“名人故里”是这些年来中国不无恶俗的一种现象，争名人，不但今人不放过，连古人甚至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也不放过。两湖一些热爱李娜的人士这番“嘴仗”只是“争名人”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但“籍贯”和“出生地”乃至“成长地”对今日中国人来说，其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却有必要梳理一番。

在古代中国问一个人府上是哪里的，多半回答其祖籍。而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不那么确切了。一个在老家长大的人，譬如我，很好回答，可如果是第二代、三代移民，回答其祖籍和出生地，似乎都没错，但也不甚准确。比如我儿子出生后，我去北京东城某派出所给他上户口，籍贯一栏还填着湖南某县，籍贯从父、祖乃中国民间习惯。等他长大后，他若说自己是湖南人，很可能底气不足——— 因为他对湖南并不熟悉。

为此，我还专门问户籍警，当下的“籍贯”一栏如何规范，她说现在所填“籍贯”，基本上指三代以内直系长辈的出生地，如祖父、父亲；过了三代就可以改籍贯了。而在古代，籍贯一般指五代以内祖先的出生地。

中国人一向重视“籍贯”，在100多年前，一个人的地域属性，首为其籍贯，而籍贯指的就是“祖籍”，而非现代一些词典含糊的说法：“祖居地或个人出生地”。而五代以内不变籍贯的惯例也源于礼法。中国传统礼法中，同宗族五代以内相互有权利和义务，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丧仪的规定，根据关系亲疏，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差别。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聚族而居，宗族在一个人成长中的影响极大，而当时社会人口流动并不频繁，所以弄清楚五代以内的祖居地并不困难。一个人的祖籍地弄清楚了，他的社会关系乃至社会信用程度基本上就可以搞清楚。所以那时候通过科举出仕的官员，必须向朝廷清清楚楚写好五代之内直系长辈的基本状况，由吏部来判断其家世是否清白纯良。

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实在太大了，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农耕社会转型为工商业社会，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人员流动加剧，一个人的祖籍、出生地、生长地、工作地都不一样很正常。许多人对自己父亲、祖父生长的“祖籍地”毫无印象，一辈子也回去不了几次。而“籍贯”的定义也变得潦草，过世已半年的作家史铁生曾写道：“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在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显然，在今天的社会大背景下，祖籍的重要性远不如古代，而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可能对其影响更为巨大。

如此说，并不能完全否定祖籍地对一个人尤其是第二代移民的影响力。以网坛“一姐”李娜、前乒坛“一姐”邓亚萍为例——— 李娜的祖籍是湖南新化，邓亚萍的祖籍是湖南新宁，这两个县在明清时期都属于宝庆府，即今天的邵阳。那个地方自古民风强悍，多坚韧执着、永不服输的人，当地居民被称为“宝古佬”。不能不说邓亚萍、李娜身上遗留着“宝古佬”的气质，这种气质或许是因其父母言传身教而得之。但是，如果再设想一下，邓亚萍和李娜不是生长在郑州、武汉两大省会城市，因为其父母的职业和体育相关，从小有较好的条件来从事乒乓球、网球专业训练，就算她俩那种不服输的“宝古佬”气质再浓，恐怕也难有后来的成就。

争论一个名人是哪儿的人，是很无聊的。但若细究其原籍、出生地、成长地对这个人的综合影响，放在今日中国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以为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学价值。

(作者系知名网友、湖南邵阳新邵县人)

附：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知名网络人。

　　

  

这个ID一度红遍《天涯》各个论坛，一个游走与网络之间笔触精细的湖南人，一个热爱西北的兰大人。

　　年过而立后，突然醒悟，自己无发财之能，无当官之才，也无做一个名记者替民呼吁之胆量和机缘，便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犹如少年时孤身进山持斧伐柯。已出版《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晚明七十年：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闲话红楼：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等著作。现为教育部所属语文出版社文化图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