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明白教师的3大职责，才能清楚教育的基本问题
2017-12-14 魏勇 深圳师者情怀
“
精彩导读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教育不能把孩子教傻，不能够把孩子变得狭隘，而是应该是让他变得更有智慧、更加开放，我觉得这是对教育本质的一个起码的思考。
”
人物介绍
魏勇：北京市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
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
就我而言，24年的教学经历，我觉得我一直围绕着的就是这个主题，它可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很多办法。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课堂有一个好的、正确的认识。我们得从原点出发，去思考一些有关教育的基本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才可能把课程上得很顺，让自己舒服，也让学生舒服。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人类和其他的物种相比较而言，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人类能够通过教育来分享生存智慧，使得智慧不断地累积，越来越强大，从直到在万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的主宰。
所以，不管你秉持着什么教育理念、什么理论，有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的，那就是教育不能把孩子教傻，不能够把孩子变得狭隘，而是应该是让他变得更有智慧、更加开放，我觉得这是对教育本质的一个起码的思考。
有两本教育书籍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本是《给教师的建议》，那是我刚刚入职的时候读的，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师。
第二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本书让我非常地震撼。
比如这一段：
“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精力和时间，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比如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这个观点，当时可以说是在我心里掀起了波澜，我觉得这才是我喜欢的教师的角色。但是在当时，我所在的学校不允许我去实践这么一种理念。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做应试教育，已经做到了让今天的我觉得很羞愧的程度。
比如，当时我班上有个女同学，是北大的苗子，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希望她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但是这个女生情绪波动很大。而根据我们女老师的调查，发现她的情绪受生理周期的影响比较大。
于是我们就达成了一个方案，让一位女老师去摸底，看看她的周期是否和高考那几天重叠，如果有重叠，要采取医学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我读到了这样的书，觉得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特别渴望这样一种教育理想能够被实践，但是也知道不现实。
这本书里还有一段话：
“在学校里，以纪律、努力竞争为基础的学习，往往比不上那些比较轻松活泼而非强制的教育青年与成人的方式。”
关于这一点，我教了很多年书，早就有这个体会。
前不久我看一篇报道，讲上海的中学生数学学习测试的成绩，超过了美国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似乎显示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不错。但是，美国的一个教育官员很犀利地说，“中国中学生的数学优势止步于高中。往后你们就没戏了！”
为什么？是不是和我们这种学习的生态，和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以为是正确的这种教育观有关系呢？
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反思。正因为这本书对教育的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它提出的这些观念、观点，才能够切合人的发展。我感觉，这个源头不想清楚，我们的教育就会出问题。
每个学科的目的是什么
文究竟要教学生什么？历史要教学生什么？每个学科要有每个学科的反省。就我们的历史学科来说，历史上一直强调其借鉴功能和目的——以史为鉴。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学科目的的思考，我才对这个学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我看来，所有的历史教材上的这些内容，无非都是一个个的案例，而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和学生一道，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提炼出历史的学科思想、学科思维，令学生养成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习惯。
所以，我的每一堂课，都是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素材而已。学生，可能最后都会忘掉这些素材，忘掉秦始皇什么时候统一了中国，忘掉战争爆发是哪一年，但是他可能会沉淀下一种思维方式。
哲学观
哲学观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教育观和课堂观。具体而言，就是教师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会影响到其教学方式。
如果一个老师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可以认识、征服并改造这个世界的，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会倾向于在教室里展现他的教师霸权。这是很糟糕的。
事实上，从终级意义上和根本意义上来说，所有已知的东西，都只是相对可知、不断更替的。人类太渺小了，这个世界就算到了人类毁灭那一天，很多神奇事情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所谓科学的进步，全都是不断地推翻以前的相对真理，然后再抛出一个新的相对真理。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哲学观，那么我们可能更会倾向于在课堂上谨慎一点，不会再有真理在握的狂傲。这时候的课堂，就会是探求式的，是“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因为我们谁都不掌握绝对真理，我们都是在路上的一群孩子，无非老师是大孩子而已。
以上这些，都是从教育原点出发，来探讨这个课堂的几个问题。梳理清这几个问题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具体的主题上来——如何让学生喜欢自己的课堂。
我认为，若要让学生喜欢课堂，讲课的内容应该是尽可能地将书本知识和学生的经验建立起联系。我们做老师的常常评价学生说，“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不用在正道上。”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教学有问题：我们的教学方式不能够把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和智慧与书本联系起来。
学生的聪明劲之所以用不到学习上，因为教师教学的是另外一套规则，跟他的聪明才智不搭界，所以他就不会感兴趣，也不会很用心。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所有学科教师都可以反思和改进的，就是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在书本世界和学生的经验世界当中发现桥梁。
比如，一次，我给学生讲工业革命。课上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欧洲国家，为什么单单是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英国，和法国意大利相比，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按照这个思路来上这堂课，结果效果很不好，学生不“来劲”。
这堂课结束之后的午饭时间，我开始思考：这课肯定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了？想着想着，我就明白了。原来学生的想法是：我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使用iPone5S的学生，我为什么要去了解三百多年前蒸汽机是怎么发明的、为什么被发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当天下午，我给另一个班还讲这堂课，便调整了一下提问。我是这样问的：“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领导者。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那它应该有足够的实力。我们看世界上这些曾经的领导者们——英国、美国，他们都曾发生过技术革命。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可能在21世纪发生第四次技术革命？”
学生们一听，就有兴趣了，开始七嘴八舌地瞎议论。我说，你们这样议论不着边际。要看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技术革命，我们首先要看发生技术革命的条件有哪些。所以让我们先来了解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它为样本，来思考21世纪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如果可能，理由是什么？如果不可能，我们还缺什么？
这样，一个下午的课就圆满成功了。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每一个学科、每一个老师都要想的一个基本问题——所教内容和学生的实际生活是否有联系。
若要让学生喜爱自己的课堂，教师还要力争每节课都带给学生惊喜。这是我本人在学生时代的体会。
那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老师能够在课程上给我意外的收获，能够让我豁然开朗。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课堂，能够有这样的礼物送给学生，才能体现出对学生最大的尊重。
教师必须总想着不同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我个人觉得，要做到这一点，首要因素是教师的个性——他必须总是想着与众不同。
我发现，不论是我的教师朋友，还是那些全国名师，包括其他行业的领导者，只要但凡有成就的人，内心都有这样一种冲动——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们不会满足于勉强应付手头的工作。这对于个人成长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不管一个人的学历起点多高，哪怕是北大的博士，如果没有这个突破的意识，那么他过了十年二十年，也会归于平庸；反之，一个三流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只要你始终保持这样的冲动，也一定会在这个行业里边做出成绩来。
我确信这一点，这种“与众不同”的冲动至关重要，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如马云、任正非、史玉柱，如果细心听他们在的谈话节目里所说的，你就会发现他的话语间，其实就是散发出这样一种价值观——不接受平庸。
像我的一位教师朋友，他就是“无亮点不上课”——如果这一节课没有备出来什么亮点，绝不上课，只要上了课就一定要有亮点。
当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去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学生会喜欢什么样的课呢？他们会喜欢有侵略性的课。所谓侵略性，就是教师讲课的一种震撼和力量，这种震撼和力量有的时候甚至能让学生“傻”上半天。这既可以体现在讲课的方式上，也可以体现在内容上。
有一次我上课，讲美国独立战争，恰好，来听课的人既有美国的老师，也有英国的老师。于是，我就想到，要让英美两方的老师都谈谈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美国人认为，独立战争是正义的，华盛顿是英雄；而英国传统的历史观是，独立战争是分裂战争，华盛顿是叛乱首领，直到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
于是，我在课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然后把英国和美国双方制作的相关历史纪录片都播放了一下。当时，课堂一下就热闹了。结果，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发言，下面的外国老师先举手了。
英国老师说，他觉得美国的内战，就是华盛顿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帜发动的一场分裂战争。在胜利之后，他们并没有解放黑人奴隶，华盛顿本人就是最大的奴隶主；而英国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解放奴隶了，你凭什么说你是自由平等的？
然后，我让美国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结果那两个美国老师说，我们同意他的看法。由此见得，老外是比较豁达的，在这个问题上，相比于民族情结，他更在乎的是事实和证据。这也正是我们的历史课堂上，所推崇的一种正确的态度。
若要让学生喜爱自己的课堂，教师一定要有好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一下就能够让学生精神起来，从而使你的课堂成功有了一半的保证。
那么，好的问题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要有挑战性，要抓人眼球。比如，每每讲到辛亥革命，必然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推翻清政府。
如果平铺直叙地提问，学生会觉得很平淡，但如果我们包装一下这个问题，效果就不一样了。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经过十四年，动员了几十万军队，遍及中国十四个行省，结果没有推翻清政府；武昌起义三千人，三个月就推翻了清政府，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这个要探讨的问题并没有变。但是这样一来，学生就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了，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集中了，开始也认真读相关的史料了。
第二，在提问的时候，最好尽可能自然地把基础知识包含在问题当中。这样一来，为了解决问题或者完成这个任务，学生就不得不去学这个知识。
比如，讲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我们就可以这样设置问题——如果你是王军统帅，要开辟第二战场，你会选择哪个登陆的地点？给出你的答案，并且陈述你的理由。
学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考虑战场的形势，考虑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尤其还要考虑法国北部的地域特点——潮汐、气侯、土壤等等。
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就把政治、历史、地理等一干基础知识一下子都融进去了。如果教师单纯地向他讲述法国北部的地理概貌知识，他可能没这么感兴趣；但如果他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主动查找、学习，那他的劲头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教师去反复锤炼的。我教理科班的历史，主要精力就花在设计问题上，不断地想去完善、优化这些问题。
第三，问题和主体之间，要尽可能地体现关联性。我发现，如果我的课效果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往往就是几个问题相互之间是平行并列的；而效果好的、让学生高度参与的课，往往都是先由教师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个主要的问题再延伸出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之间要有关联性。
以上所述，其实都是技术层面的。我觉得，在当下中国，一个老师——尤其是教文科的老师，一定要有一种求“道”的精神。
就我个人而言，原先我本想做一个有教育情怀的公众知识分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能力不够，勇气也不够。于是，退而求其次，我想做一个有公众情怀的教师，做一个好的老师。
对于公众情怀，我是这样认识的：
一个老师只有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将自己对自由民主的思考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只有敢于自然地说出真相，如同小鸟正确地啼叫出黎明；只有让自己的视野突破教育教学的局限，把无限丰富的世界带进课堂，才能摆脱压迫者的教育学，才能点燃青年学生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才能培养出未来国家真正的栋梁。
这种精神，正像索尔仁尼琴所说：一句真话的分量重于整个世界。
怎么上课，学生才会喜欢
随着学校改革的深化，我逐渐从另类变成主流，甚至被表扬了，于是，到外面参加活动的次数减少了。应该说，我其实并没有变，而是学校变了，变得越来越像学校了。
学校本来就不应该是考试工厂，而应该是寻求真理的地方，是学生的求知欲能够得到自然释放的地方，是师生在松弛的状态下与真我相遇的地方。
来北京之前，由于受到《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等朋友的课程观的影响，我早就尝试着推翻教师的课堂霸权。每一次组织公开课活动，都是大家声讨课堂霸权的派对，甚至大家对朋友也是毫不留情。
所以，当学校拉开改革大幕，提出“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示的舞台，而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时，我感觉来对了地方。过去，我们大多数时候考虑教师怎么讲得舒服，很少考虑学生怎么学得舒心。
2012年11月，我在国际金融博物馆实践了一把推翻教师课堂霸权的课——应《看历史》杂志邀请，参加一个历史嘉年华的公益活动，那天公开课的题目是“鸦片战争”。在一些历史学者面前讲历史课，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收敛”了许多。由于是对话式课堂，扮演“学生”的观众和学者们发言机会多，且质量高，我忍不住露出教师的嘴脸大大表扬了他们一番，下面的“学生”哈哈大笑。好玩！
课后点评嘉宾是历史老师袁腾飞和澳洲华人作家雪珥。估计是看朋友的面子，袁腾飞嘴下留情，说了些好话，雪珥则非常专业地从贸易的角度剖析了鸦片战争的真实起因，证据工作做得很扎实，十分受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干好教育这一行，绝对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绝对不能只读教育方面的书，恰恰相反，应该尽可能多地和教育圈外的人交往，尽可能多地读教育以外的书籍。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明白人不在教育圈，要听到明白人讲明白话，我们经常需要把耳朵竖起来，伸到教育圈外。
读再多的有字之书也不能代替生活这本无字之书，同理，听再多高明的看法也不能代替自己亲自去体验一把，百闻不如一见嘛。以前就读过一些有关西方教育的书籍和文章，也听人讲过西方教育的趣闻，但是，真正客观、全面地审视西方教育，则是在来北京后亲自去美国部分公立和私立学校转了一圈后才开始的。
2010年，我们一行人到美国顶尖的私立学校和普通公立学校听课座谈，前后待了15天。这次美国之行，一方面印证了我对美国学校的一些正面看法，譬如，课堂以学生为主，课堂氛围自由、民主，学生可选课程较多，好学校的课程难度超过中国，拔尖学生的教育非常个性化。
举个例子，达拉斯市一所私立学校的生物教室里居然有停尸间，其拔尖学生的生物课是按照大学标准来开设的。与中国的教育相比，美国学生好比是原生态蔬菜，中国学生则是大棚蔬菜，尤其拔尖学生之间教育的差异巨大，美国对拔尖学生的培养力度远超中国。
另一方面，我对美国公立学校也产生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些看法。在公立学校，很少有学生跟我们打招呼，而在私立学校则相反；在公立学校，学生穿着十分嘻哈，甚至有男、女生公开勾肩搭背，而在私立学校，学生穿着整洁大方的校服，活泼而不喧闹，女学生有淑女范儿，男学生有绅士范儿。
除此以外，由于美国州权很大，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课程标准，这种情况往好的地方说是因地制宜，往不好的地方说就是参差不齐。再加上美国教师有两个强大的工会——全美国际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工会本来是为保障教师的权益应运而生的，后来却渐渐坐大，凡涉及教师权益的问题，如教师福利、晋升、科研、道德标准以及处分等，政府部门都要与之商讨并获得其同意。
这两个组织上通联邦政府，下联州政府，左右着全国的教育政策。美国的中小学教师有了这两把强大的保护伞，很容易就能获得终身教职，形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所以缺少积极性。最终，公立教育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工会绑架政府，政府保护教师，教师绑架学生，学生只有混日子。
有数据说美国平均每一个上课日就失去7000名学生，每年加起来一共有120万学生辍学，其中绝大部分是公立学校的学生，大约只有70%的高一学生最后能毕业。几百万十五六岁的辍学者成天在街头游荡，辍学者集中的区域也成为社会问题集中发生的区域。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有一定的优势。为适应应试的体制，中国的公立学校有统一的课程和考试标准，中学毕业后具备起码的阅读和计算能力的中国学生比例可能会超过美国，至少中国学生人人会背九九乘法表而美国学生则很多都不会。
虽然我个人十分反感应试教育，但客观地看，也许应试教育在当下能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让教育的公平性有所保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适应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需要，为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大量的合格劳动力，即中低端人才，这是应试教育能够提供的。
应试教育固然不能直接提供具有相关技术的熟练工人，但能够提供具有相应学习能力的潜在熟练工人。
对制造业而言，中国的应试教育有以下优点：
其一，全国一个标准。这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对培养中低端人才来说，却是一个合适的教育体制，这使得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毕业生具备底线之上的听、说、读、写、算的能力，为他们成为熟练的工人和优秀技术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之所以成为备受外资青睐的国家，既有基础设施发达、政策优惠的原因，也有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因素。
如果仅仅就廉价而言，印度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工资仅相当于中国的一半，但外资更喜欢中国，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工人的素质相对较低，印度的文盲占到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而在今天的中国工人中要找出一个文盲，难度很大。
其二，应试教育在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同时培养了人的忍耐力和服从精神。
这两个优点，恰好是制造业所喜欢的“人才”特点。
教育的目的不能由社会来给定，而应该由学生自己来选择，因为学生才是教育活动中的存在主体，只有学生自己对教育满意了，那才是合理的教育。
在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能够服务于学生未来生存的教育未必是优质的教育，但可能是合理的教育，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可能培养不出大师和领军人物，但的确能培养出达到一定文化标准的工人和技术员。毕竟，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
为什么这么讲呢？
教育是人类的狡黠之处，凭借教育人类才能战胜其他物种而成为世界的主宰。当狮子攻击牛群时，牛们常常狂奔乱逃，而当狮子攻击更弱小的人类时，人类却在经历短暂的慌张后，迅速组织起反攻，狮子从猎手变成了猎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牛们不懂得合作和奉献能够给整个族群带来更大生存机会的道理，更不懂得族群生存的机会大了，个体生存的机会也相应增大的道理，而人类在经过了多次痛苦的经历后，通过教育把这些道理传授给了后代，不仅如此，还把使用工具的技能传给了后代。人类一代又一代累积的智慧通过教育让后代得以分享，这是人类越来越强大的根本原因。
可以这样说，教育是人类的“大杀器”，它比锋利的爪牙和坚韧的皮肤更管用。
难道动物世界不存在教育吗？广义的教育当然存在，譬如，母狮带着幼狮潜伏狩猎，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叫作体验式的教育，具有直接、深刻、实用的特点，但在进化史中，身教只是一种原始低级的教育形态，言传的意义要比身教伟大得多。人类发展出言传即语言教育的那一刻，是整个自然界的大事，是其他物种悲剧的开始。
有了语言做教育的工具，人类可以离开狩猎场，随时模拟出狩猎环境，可以频繁地进行狩猎教育。此时，即便模拟环境不如真实环境逼真，但由于训练频率大大超过其他物种，训练的内容远远超出技能范畴，还包括了勇气、责任、判断力等，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教育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类变成了终极猎手。所以，教育本质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需要，或者说，教育必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发展。
(来源：东成西就教育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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