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海使明朝经济受损

明朝时，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已形成一定规模。胡宗宪《筹诲图编》中《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绵、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与此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既然有需要，当然就有贸易，然而，明朝政府对此畏之若虎多方阻挠。后来，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就是从事走私贸易，他希望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允许中日自由通商。王直曾经说过：“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在王直势力最大的时候，他仍上书明朝政府要求开放海禁。不过明朝政府不予理会，也不将海外贸易与倭寇劫掠区别开来，依旧实行全面海禁政策。明朝的海禁政策，使明朝经济遭受严重损失，长期的海禁使政府损失大笔税收，私贩横行也使内地的竞争加剧，明朝政府对此置之不理，仍秉承一贯不对话、严格控制的政策、全面禁海的政策。比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根据《大明律》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行为，这就断送了明朝走向海洋的任何希望。

一方面民间有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允许，两相夹击，非法出焉———“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人骨髓。”为了谋求活路，渔民与商贩被迫从事走私活动。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所谓倭寇，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华人。福建按察使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非但倭寇是华人组成，受益者也多是华人，海外贸易本来是件好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所以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山东巡抚王抒说过：“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后来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官府一方面放宽海禁，另一方面任用戚继光等名将严厉打击为祸的强盗团伙，才使得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于是“市通则寇转化为商”。

顺着“正轨”走向灭亡

后人论及这段历史，有谓：明朝政府的海禁令，不仅造成了倭寇之祸，也使明朝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以后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明朝的政策。如果倭寇事件能够演变为一场民间争取自由贸易的成功活动，那么也许中国的命运，甚至亚洲的命运都会发生改变，然而，这一场“出轨”行为还是被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惯性拉回到了“正轨”上，明朝顺着“正轨”走向灭亡，中国也沿着“正轨”慢慢走向深渊。

无论是明朝禁海，还是后来清朝的闭关锁国，其要害都在于执政者不知道自由贸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只一味做着“我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迷梦，因此，对那些要求自由贸易的人或国家进行无微不至的打击抵抗。所不同的，只是明朝时，资本主义尚未成气候，封建王朝也还腐而不朽，因此，虽然逆天而行，却也能如愿以偿；而到了晚清，形势大变，还想奉行闭关自守老子地盘老子说了算的政策，就只有在船坚炮利的工商社会打击下溃不成军、饱受屈辱而不得不接受对方游戏规则了。□摘自《金融观察》信力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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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以来，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在内战中失败的封建主、商人、武士、溃兵，组成海盗集团，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下，自元末明初开始，经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居民惨遭掠杀，成了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一大祸害，历史上称为“倭寇”。他们同中国豪富、地主、奸商勾结，以沿海岛屿为巢穴，武装走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了明朝中期时，倭寇活动更为猖獗。甚至侵扰到徽州、南京等地。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杀害的人数达十万人。其中为害最烈的当属王直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