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为何力挺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

                        李奉先  文

1978年5月，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在一起。

客观地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顺利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叶剑英的推荐与首肯，简直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关系，类似如当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历史上有一特感人又特震撼的镜头：入会场合，周特意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毛的身上，并主动闪其身后。一时，众红军目瞪口呆，上司走在部下身后，且礼遇隆重，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千古难遇。

叶剑英亦如此。叶于“后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发挥关键性作用，不仅因资历与威信使然，重要的是他掌控着军队实权。当然，这一权力也是拜毛泽东所赐。自林彪事件突发后，毛突然间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决定予以重用。让叶担任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无数史料显示，临终前的毛泽东确实害怕有人否定文革，曾对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有托孤之望。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起初叶也确实忠于毛的嘱托，正如他后来的检讨信所言，视华为“后主”而“尽忠尽心”。

不久，叶、华的分歧逐步浮出水面。叶认为华始终未能跳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框框。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两人矛盾不断加剧。而华本人并不谙于权力斗争，且与老将军队伍对比之中，深感自身资历严重薄弱，故而在叶的反复劝说下，被动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这一复出，系邓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复出。这一复出，那些蒙受冤假错案后得以平反昭雪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们，迅速团结在叶剑英、邓小平的周围，特别是陈云的政治地位再度崛起，遂使华国锋阵营势单力薄，权力逐步位移。有些人甚至经常当着华的面向邓（当时是副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自然明白，高层的人事变动势所难免。

没多久，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首先向华国锋阵营展开冲击。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邓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坚决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此役，华国锋方寸大乱。

会后，华提出由叶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以年事日高为由予以婉拒。但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主持大局的叶主动找邓谈话，二人在对关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问题上达成一致。甚至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都做了安排，意思是“胡邓叶赵李陈华”排序为妙。胡，即胡耀邦、李，即李先念；陈，即陈云，华位列之末。此议，等于提前决定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更明显的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陈云直截了当地说：“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正当形势趋于尴尬境地时，叶剑英再次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突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此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接受批评。

叶的这一表态，也等于表明自己开始退至二线，为邓的全面掌舵正式让道。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议由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陈云、李先念等随后发言表示支持。

 事后，他向人解释为何力荐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说：“小平同志比我年轻，精神饱满，懂经济，懂军事，资历深，威望高，还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我若做军委主席，那么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性质立即就会被外界歪曲：以为这是党内的一次军事政变，我是万万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故而，结合时代背景，严格地说来，没有叶剑英的力挽狂澜，历史是否又要改写，尚未为可知。